书院是华夏文脉传承的重要载体

中国人对书院其实并不陌生，只是对这种古老办学机构多闻其名而少有经历。

书院最早源于唐代私人治学的书斋和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是中国古代士人围绕着书，开展包括藏书、读书、教书、讲书、著书、刻书等各种活动，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

唐末至五代期间，战乱频繁、仕途险恶，一些学者不愿做官，隐居山林或乡间闾巷，模仿佛教禅林的讲经制度进行读书讲学，吸引了一些士子前来求学，书院开始具有了讲学授徒的功能。

但唐末五代的书院数量少，规模不大，故其影响有限。北宋初期，由于科举取士规模日益扩大，而宋初官学却长期处于低迷不振的状态。士人求学需求很大，却苦无其所，在这种情况下，大量民间书院应运而生，为广大士子提供了读书求学的场所。加上当时印刷术的应用，让书籍的制作与手写本相比，变得极为便利，书院因此拥有了丰富的藏书，并真正成为了面向社会的教学研究场所。

文化，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精气神”。到了南宋，由于朝廷的大力提倡和理学家讲学活动的广泛开展，南宋书院的数量和分布的区域大幅度扩大，各方面都比北宋有长足的进步。尤其是朱熹集儒家经典语句制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成了历代书院所共同尊崇的方针和守则，延续七百多年的书院教育制度也由此形成。

在书院发展史上，明朝承前启后，地位也十分重要。在王阳明和湛若水的学说重新结合以后，带着冲破长久压抑的力量，书院得以勃兴，读书种子已经撒向神州边陲和发达省份的穷野之地，这标志着书院的发展进入了成熟的推广阶段。当然，书院输出到朝鲜，也是这个时期的亮点。明代开始，书院走出国门，传到东国朝鲜、东洋日本以及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南洋各国，甚至意大利那不勒斯、美国旧金山等西洋地区，为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当地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清代以后，朝廷对书院加强管理与控制，使书院的独立性逐渐丧失。书院不再视学术为本分和生命，反而不断强化教育功能，正式的官学也纷纷假以书院名称，许多乡村一级的学校也冠以“书院”的名头，书院文化于此龙蛇混杂。最后，在光绪末年的书院改制转型新式教育运动中，书院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值得一提的是，现代很多人真的对书院误解太深。虽然书院和科举考试如影随形，但是朱熹和很多儒学大家历来都很反对“科举利禄之学”。

“书院并不是为了科举而生，古代书院的初心主要是强调个人的修养和学术修为，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当年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的目的，也是为了纠正官学和科举之偏。”中国书院文化研究专家、九江学院教授李宁宁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书院教育的特点是为了培养人的学问和德性，而不是为了应试获取功名。“朱熹他们并不是盲目地反对科举,而是主张先学好儒家义理精髓,再参加科举考试。”

书院应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场

历史记载了古代书院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的丰功伟绩，而定位与管理则决定了书院在今天还能够走多远。

“正如佛教有寺庙，道家有道观，古代书院是儒家文化的道场，是儒家信仰者精神归宿。现在的书院虽然不再只是儒家的道场，最起码还应是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阵地。”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副院长颜炳罡对记者表示，目前传统书院几乎都变成了文物单位，成了人们发思古之幽情的建筑物。

“国学应该登堂入室。”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朱汉民认为，国学和传统书院是天然的搭档。书院自古以来就是文化精神的养成之地，传统书院可以为国学提供最佳的传播场所，而传承国学也可以为书院重新注入生机。“传统书院不应该只是文物古迹，更应该是活的文化载体。”

“传统书院的力量，在于它能用岁月的厚重唤起我们的文化记忆。这意味着我们的文化是有根、有传统的。”朱汉民认为，发展传统文化的目的是古为今用，实现传统文化价值的创造性转化。传统书院在继承读书、讲学、研学和文化传播等功能的同时，还要不断探索符合新时代需求的国学培训体系。

“目前，传统书院在国学教育方面，尚未形成公认的、能吸引大众的模式。除了面临着人才匮乏和传播方式单一的问题，许多传播内容也过于形式主义，无法让人产生共鸣。”李宁宁表示，如果仅仅满足于重新修复书院，或身着古装组织大规模的祭奠礼，或者硬将“读经”教育纳入国学培训……这种表面的喧嚣与热闹，与真正的中国书院精神南辕北辙。“我们要在几千年流传下来的经典著作中，汲取有现实意义的内容，去滋养能安身立命的东西。终有一天，当国学再次渗透到血液中时，一定会散发出它应有的时代清香。”

书院正在多元化兴起

近些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面对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进行了反思和审视，对传统文化也有了更新的理解和认识。

许多人都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升温，书院文化也随之在中国的东西南北重新兴起。据了解，近年来许多传统书院相继被设为文物保护单位，现代新兴书院也不断涌现，二者数量已经达到了2000所，超过明代书院数量的总和。这些庞大的书院组织已经成了当代社会教化的重要力量。

“我一直认为近二三十年来，中国书院正在出现一个历史高峰。”岳麓山书院邓洪波教授感慨道，传统书院在近代衰落，历经近百年的沉寂了，终于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成长契机。

近些年来，大量有识之士通过书院的创办或修复，来推动书院文化的相续。甚至，还出现了网络书院的形式。

新媒体为文化传播提供了加速器，也让现代书院有了新发展动力和契机。许多书院纷纷利用“互联网+国学”的方式，让传统文化飞出了实体书院的门墙，随时随地都可以鼓舞寻路觅渡的人。

社会各界的关注激活了现代书院，但是仅靠传播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决心和抱负，还不足以支撑现代书院的生机盎然。只有政策和资本的加持，才能推动书院长久发展。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为书院文化的复兴提供了深厚的政策土壤。不久前，位居四大书院之首的白鹿洞书院成功入选教育部评选的“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营地”名单。鹅湖书院也成为江西省首批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之一。

政策的鼓舞令人心动，据鹅湖书院官委会主任张赛华介绍，目前正在筹划打造“鹅湖之辩”永久会址，计划以鹅湖书院为核心，整合周边的山、水、村资源，通过政府、高校和企业的共同发力，打造国学小镇，将鹅湖书院建设成名副其实的游学基地和学术论坛高地。

传统给了我们辉煌的过去，也必将能给我们灿烂的未来。如今，书院的故事，早就超越了时间与空间，化成了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印记。无论书院的形式怎么改变，“士志于道”的书院精神，历经千年，依然始终如一。

朱熹曾为白鹿洞书院写过一副对联：“日月两轮天地眼，诗书万卷圣贤心。”对中国人来说，天地和圣贤都是不可磨灭的。

不管是传统书院还是现代书院，有这样的初心，一切，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