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是古代中国对于社会上的士人和官吏之统称。他们既是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同时又是社会上文化、艺术的创造者、传承者。在中国，文人收藏有着悠久的历史,每个时代的士大夫对艺术品有不同的收藏观念和审美趋向。收藏传统形成金石、文玩、钱币、书画、书法等等，不同的朝代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士大夫们的收藏也有所不同。
在艺术史上，宋徽宗宣和年间，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除了器物考古学领域出了《宣和博古图》之外，绘画艺术领域则有《宣和画谱》，书法艺术有《宣和书谱》，茶艺有《宣和北苑贡茶录》，棋牌艺术有《宣和牙牌谱》，玩赏石类收藏有《宣和石谱》。宋代是中国士大夫收藏热是最重要的朝代之一，其表现有三。
宋人说收藏，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博古”。考“博古”之意，既有鉴赏古器、古玩的意思，也包含了“博古通今”的意义。作为收藏热的体现，宋代开始出现了大量的“博古图”。宋朝博古图主要有两大类，一种是金石学著作中摹绘古器形制的插图;另一种是描绘收藏者鉴赏文物古玩情景的卷轴画。为了叙述方便，我们不妨将前者叫做“博古图谱”，将后者叫做“博古图轴(卷)”，博古图谱是宋代金石学非常发达的副产品。除了宋代之外，在之后的晚明社会中的收藏热上也多有博古图轴问世，如仇英画有《竹院品古图》，崔子忠画有《桐荫博古图》，张翀画有《育鉴图》，杜堇画有《玩古图》，尤求画有《品古图》。有意思的是，明代画家笔下的博古图轴，多为临摹、模仿宋人作品(一些学者提出，上引宋代博古图轴当为明人仿作)，或者干脆以宋人鉴赏古器为题材，仿佛宋朝就是明人描绘繁华世象的一面镜子。
宋代收藏热的另一个表现，是出现了热闹的古玩市场，古器成为价值不菲的商品。据叶梦得《避署录话》，宋徽宗宣和年间，因皇家“尚古器”，士大夫之家竞献所藏文物，“而好事者复争寻求，不较重价，一器有直千缗者。利之所趋，人竞搜剔山泽，发掘冢墓，无所不至。往往数千载藏，一旦皆见，不可胜数矣。”蔡絛《铁围山丛谈》也载，“世既知其所以贵爱，故有得一器，其直为钱数十万，后动至百万不翅者。于是天下冢墓，破伐殆尽矣。”为了发掘到古器，卖个好价钱，民间甚至刮起盗墓之风。
宋代收藏热的第三个表征，是涌现了一大批收藏家。名单我们能够列出一长串：刘敞、欧阳修、夏竦、李建中、吕大临、王晋卿、李公麟、苏轼、米芾、赵明诚、贾似道、洪迈、赵孟坚、单炜等等。这些收藏家收藏的也不一样，刘敞藏有“先秦鼎彝数十”;欧阳修“喜集往古石刻”;夏竦“性好古器奇珍宝玩。每燕处，则出所秘者，施青毡列于前，偃卧牙床，瞻视终日而罢”;李建中“好古勤学，多藏古器名画”;王晋卿“藏古今法书名画，常以古人所画山水置于几案屋壁间，以为胜玩”;李公麟“平日博求钟鼎古器，圭璧宝玩，森然满家”;米芾“遇古器物、书画则极力求取，必得乃已”;贾似道“广收奇玩珍宝”;洪迈“家蓄古彝器百种”;赵孟坚“多藏三代以来金石名迹，遇其会意时，虽倾囊易之不靳也”;单炜“好古博雅，所蓄奇玩甚富，乃精于辨别，平生俸入，尽费于此”。
宋代之所以会产生收藏热的是由于这里有时代思潮在推动的因素，并且社会的安定、商业的发展、生活的富足、文化的进步，也从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位置。一个时代的文化发展与社会环境息息相关，与其经济发展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政治与经济决定收藏市场的繁荣
除了文化，经济与政治也是影响收藏市场的重要因素。知名书画收藏家刘文杰先生曾经提出：“从中国书画鉴藏史上讲，中国有五次收藏高潮”，第一次是宋朝，第二次是明朝，第三次是清代乾隆年间，第四次是清末民国时期，“以1993年中国成立收藏家协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第五次收藏高潮”。
无独有偶，另一位知名收藏家马未都先生也认为，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五次“收藏热”，第一次是北宋时期，第二次是晚明时期，第三次是“康乾盛世”，第四次是晚清到民国初期，“第五次就是今天，每一个普通收藏者都可以感受到收藏带来的愉悦”。
也有学者说，纵观历史，收藏热潮出现过三次，分别是北宋末年、清代康熙年间与清末民初。但不管是多少次，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宋代”和“清代”是收藏史上发展最繁盛的两个时期，同时也是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好的朝代。
宋代是我国文物收藏和研究的一个高峰，重视收藏的庶民化、艺术化和商品化。当时汴京颇有名气的潘楼下面热闹非凡，大相国寺更是商贾云集的中心市场，也就是古玩书画文物的专业市场。民间流行金石书画的赏鉴收藏，已有骨董行。士大夫竞尚收藏，欧阳修收藏历代石刻拓本;李公麟收藏古代铜器，并对夏商以来的钟鼎尊彝进行研究，考定世次，辨别款识。并且，在宋朝对于物权归属的立法，居民在官地或自家土地发现地下“宿藏物”，可自动获得其所有权：“诸官地内得宿藏物者，听收”;如果在他人土地发现“宿藏物”，则需与业主平分所得物的价值：“凡人于他人地内得宿藏物者，依令合与地主中分”;如果发掘到国家保护性文物，则要求送官，官府再给予相应的报酬：“得古器锺鼎之类形制异于常者，依令送官、酬直。”这些立法规定，构成了宋代文物交易的法律基础。根据法条，“形制异于常”的保护性文物是不准许自由交易的，但一般的古器珍玩，显然可以自由流通于市场。这样的法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收藏热。
而清代，无论是收藏还是对藏品研究，均超过前代，成为中国收藏发展史中又一个重要时期。清高宗乾隆皇帝对文物搜藏最广，历代珍品无不囊括，包括各种古代铜器、卷轴书画、宝石玉器、缂丝、拓本等，不胜枚举，成为帝王中古代文物的集大成者，并奠定了故宫博物院藏品的基础。乾隆皇帝嗜玉成癖，尤其喜好“三代”玉。清宫遗存的古代玉器，多数是乾隆时期收集的。乾隆皇帝还亲自进行古玉器的鉴别、定级，倡导对古玉的考证和仿古玉的制造。清代的民间收藏也很兴盛，从贵族官僚到殷实富户，都以收藏古物为时尚。不仅古董器物书画为人珍爱赏鉴，即使新出的小物件，若制作精良，可供清玩，能满足时人之需，也大有市场。
在经济上，著名历史学家漆侠先生曾指出：“在两宋统治的三百年中，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居于世界的最前列，是当时最为先进、最为文明的国家。”而清乾隆至晚清年间则同样是公认的中国历史上经济富裕，文教旺盛，文物购藏活动十分活跃的朝代。
士大夫的收藏文化
伴随着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的影响，收藏热潮不断升温，有别于帝王收藏，士大夫玩收藏追求的是博古通今的学术趣味，是士人生活的格调展示。他们在休闲、举办雅集与音乐会的时候，往往都会陈列古董，以供清玩。而从刘松年《博古图》、《围炉博古图》又可看出，宋人在鉴赏古玩的时候，又会摆上茶具，煮水品茶，好不清雅。但也因为如此，当宋人说起自己的收藏之好时，常常要极力撇清玩物丧志的嫌疑：“当天下无事时，好事者蓄之，徒为耳目奇异玩好之具而已。……(我们收藏古器)非敢以器为玩也，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矣。以意逆志或探其制作之原，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天下后世之君子，有意于古者，亦将有孜焉。”实际上，这正是后人设立博物馆之意旨所在。
清朝梁清标是历史中最重要的鉴藏家之一，同时也是清朝四部尚书，任职长达四十余年。作为士大夫，梁清标的收藏可谓是“大咖中的大咖”。大咖到什么程度?比如，晋代陆机《平复帖》，王羲之《兰亭序》(张金界奴本)，唐代杜牧《张好好诗》，颜真卿《自书告身》和《竹山堂联句》，宋代苏轼《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归去来兮辞》，黄庭坚《阴长生诗》，米芾七言诗，蔡襄《自书诗》，元代赵孟頫《洛神赋》《常清静经》《黄庭经》等，这里每一件放在今天都是震烁古今的珍品，而这些，全部都是梁清标的藏品!而且，朋友和门生满天下的“梁相国”，为了“益街坊”，让同好看到自己的秘藏，还请金陵名工把上述宝贝精心摹刻成《秋碧堂法书》八卷。
除了历代名家法帖，梁清标收藏的绘画作品也有极多重量级的稀世珍宝：晋代顾恺之三种版本的《洛神赋图》、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唐代阎立本《步辇图》、周昉《簪花仕女图》、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后梁荆浩《匡庐图》、宋代范宽《溪山行旅图》、李唐《万壑松风图》、元代赵孟頫《鹊华秋色图》，还有明代仇英《赤壁图》、清代王时敏《仿古山水册》等。由他所鉴藏过的晋唐、宋元书画既是清朝内府的主要藏品来源，又是今天各大博物馆中国书画藏品中的上等藏品。可以说，他一个人的收藏，成就了好几个博物馆。
那士大夫是怎么做到把这么多稀世珍宝都纳入囊中的?
首先，动荡时期一向都是“捡漏”的吉时，很多藏品飘零聚散。明末时，不管是宫廷由上至下的赏赐(内府的大量书画收藏被作为“折奉”分散到官宦手中)或者平级和民间的流动，都使得藏品易主。
第二，清朝的新皇帝们喜欢发点“年终奖”“绩效奖”。顺治、康熙等皇帝动辄拿宫中收藏过的书画来赏赐臣子。“明内府和清初宫中的书画收藏远远不及主要收藏书画的大臣们，如孙承泽、梁清标、宋荦等。”
第三，当时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以及朋友之间，也常有藏品的流动。研究资料显示，“曾在康熙身边当御前侍卫的纳兰性德，他的一部分藏品在去世后即转到梁清标的手上，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阎立本《步辇图》卷就是其中之一。再如故宫藏宋代李嵩《货郎图》卷、李公麟《临韦偃放牧图卷》，原为孙承泽所藏，后来也陆续转到了梁氏手里。曹溶的部分藏品，如宋代米芾《多景楼诗册》等也与梁清标有着递藏关系。”
第四，就是梁清标自己也很有背景，很有钱。他生于钟鼎世家，是明代万历年间蓟辽总督梁梦龙的重孙。梁梦龙是谁?是戚继光的上司，嘉靖皇帝还曾特赐麒麟武官一品官服，并曾经做过太子少保——“麒麟才子”即视感有没有?其叔祖梁志也是“收藏甲富”之人，梁清标在收藏书画、古董方面曾受他的亲炙。家族藏品是梁清标收藏的重要来源之一。到了梁清标这一代，他承继祖业，并继续担任清廷要职。据研究表明，他在河北正定拥有大量土地，梁清标自己写过《秋忆赵郡风物成杂咏三十首》说明正定家产之大，其中第七首说，“城东别墅辋川图，手种垂杨一万株。大麓经秋霜干冷，绿烟犹似昔时无。”能种下一万棵杨树，土地之大可想而知。身家丰厚自然更容易成为大藏家。
除了清代梁清标在宋代也有爱好收藏士大夫，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志同道合，除都能诗善文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收藏金石(古代铜器和石碑上镌刻的文字书画)，这些文物既是我国古代的精湛艺术，又保存着丰富的历史材料。赵明诚夫妇在当地收集到《东魏张烈碑》、《北齐临淮王像碑》、唐李邕撰书《大云寺禅院碑》等一大批石刻资料。益都出土的有铭古戟，昌乐丹水岸出土的古觚、古爵，陆续成为他们的宝藏。上海博物馆藏《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认为《画像》题词确为赵明诚手迹。
除了皇帝，从古至今的士大夫也均占据着收藏市场的半边天，为文化投资贡献着不小的力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文人收藏正趋于没落
士大夫是收藏的半边天，从古代到近现代的民国都是这般。民国时期，我国精英层面由官、商、仕组成的结构非常明晰，其中官员出身的54人，商人背景的97人，而最多的是文人包括艺术家，有167人之多。所以称中国的高端收藏为文人收藏是有根据的。
由这一信息大抵可推算出如下事实：一是文人在当时收入颇丰，买得起文物和艺术品;二是文人之间的交流频繁，也有条件接受其他文人尤其是书画家的馈赠;三是当时的文物艺术品确实便宜，不少教授、画家可以跨过资金的门槛成为收藏家。
这么多的文人进入收藏队伍，自然大大提升了整个国家的收藏水准，文物为文化事业、为研究学问、为提升自身修养服务的特点就更为明显。由这些人加上儒官、儒商组成的收藏结构，则更受到社会的尊敬，谁也不会小觑。比如吴湖帆、徐悲鸿先生，因为收藏品丰富，一则为国家抢救了很多文物;二则由于他们的研究和学识，鉴定了真伪，为后代留下了重要的见解;三则也为他们成为大画家提供了艺术涵养。1949年以后，中国内地的博物馆重建，很多也是得益于藏家尤其是文人收藏家的捐赠、转让和贡献，他们每家每户都是优质文物的蓄水池，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则汇入大江、大河，支撑起了国家的收藏事业。上世纪80年代，笔者曾随朵云轩总编辑黎鲁先生与上海博物馆馆长沈之瑜洽商，准备把戚叔玉先生捐给上博的碑刻加以出版，一问有7000多件，真是惊人得很。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出版一事并未启动，但他们对国家的贡献，从一个藏家已见一斑了。
问题是，如今的艺术市场价格暴涨，这几年虽有回落，但好东西价格还是不便宜。以2011年为例，拍品均价30多万元一件，哪里还是文人能承受得起的?很多大学教授喜欢文物，但以他们的薪水及收入，只怕是无法涉足。
在上海，韩天衡先生、童衍方先生由于意识超前，进入市场早，还是抓住机会收藏了一些与自己专业相关的珍品、精品。但这只是文人收藏的落日余晖，不能反映整体。文人淡出收藏圈，是令人痛心和遗憾的，因为它会使收藏界的结构单一，人文气息和素养下降，逐利性上升。今天许多人跟风玩收藏，恐怕也是抱着捡漏发财的功利之心吧。
结语
收藏分好多种，有像士大夫一样的文人收藏，有盛世的平民收藏，也有背景雄厚的帝王收藏。而如今的艺术市场正处于一个尴尬时期，商人成了收藏的主力，艺术市场的价位被置于一个高点，文人与平民消费不起，以致商人主导的结果就是收藏变了性。所以最后呼吁，收藏应该纯粹一些，利益不该是收藏的全部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