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古学的视野下，中国既是一个传统的大陆性国家，同时又是一个海洋性国家，主要原因是它拥有悠久而丰厚的海洋文化创造。大体上表现为以下五点：
一是靠海吃海。大海拥有各种水生动物，是沿海人民的重要饮食来源之一，为此，在中国沿海区域的广西、广东、福建、江苏、河北及山东半岛、庙岛群岛、辽东半岛等地，几乎都发现过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贝丘遗址，这些遗址中出土大量来自海洋的鱼类和贝类等生物遗骸，年代最早的达到9000 年左右。此外是海盐业，近年来，考古学者在浙江宁波北仑区大榭遗址发现了良渚文化晚期至商周时期的盐灶及相关制盐遗存 ；山东和河北的渤海南岸地区发现了大批商周时期的盐业生产遗迹，遗迹沿海岸地带分布，范围长度竟达到200 多公里，其中山东潍坊、寿光一带的制盐遗迹时代可延续到金元时期。历史文献证明，至少从汉代开始，盐税就已经开始成为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最重要来源之一。
二是环海交流。中国海岸线长达3.2 万公里，漫长的海岸线成为不同地区人们进行迁徙、交流的重要空间引导和活动廊道。在考古学家的眼中，环海交流的文化因素有多种多样，以玉器为例，早在7000年前，东北地区的玉玦就已经沿着渤海、黄海和东海海岸来到太湖之滨和宁绍平原 ；良渚文化玉器也曾经沿着海滨区域南下到达广东沿海、北上进入苏北和山东地带，以至于杨伯达先生提出在中国沿海存在着一个半弧状玉器带：北部是红山文化，向南有龙山文化、青莲岗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滨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以及广东石硖文化等。辽东半岛继后洼遗存之后的小珠山文化和山东半岛的大汶口文化以及龙山文化产生了相互影响 ；陶釜作为炊器，存在于沿海区的北辛文化、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昙石山文化、石峡文化 ；拔牙习俗的流行范围大体也与这些文化分布区有关，这一习俗在不晚于早商的时期，还由大陆沿海传到台湾 ；沿海区域还是水稻及其种植技术的重要传播路线，有学者认为，大约在公元前2000—前1000 年间，水稻也是由中国的浙江沿海经由海路传入日本。
三是陆海联动。中国的海洋文化发展离不开与深广内陆的联动。沿海地区的史前新石器文化大多是顺着入海河流从内陆走向沿海，此后的历史时期还在大江大河与海洋的交汇之地逐渐形成一个个连通内陆与海洋的海港型城市，丹东、大连、天津、扬州、南京、南通、太仓、上海、杭州、宁波、温州、福州、漳州、泉州、广州等无不如此；古代发达的“海上丝绸之路”，或称“陶瓷之路” “茶叶之路”，而那些通过海洋走向世界各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等也都是产自沿海陆地或直接来自内陆地区，当然，从海上进口的香料、玻璃、宝石以及佛教文化等也从沿海顺着人工运河或自然河流进入内地的大小城市，可以说，离开广阔内陆的支撑，也就没有中国海洋文化的持续发展，衰而复生。
四是善于航海。中国是一个富有航海传统的国家，如果我们把起源于中国东南沿海的南岛语族的扩散视作航海的最初成就的话，那么，至少在五六千年前，航海已经成为沿海民族的重要文化创造。在浙江跨湖桥遗址、河姆渡遗址、田螺山遗址等，都出土了7000 年前左右的船桨或船模，我们虽然无法判断它们是否用于航海，但从河姆渡文化能够出现于远离陆地的舟山群岛，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陆文化因素能够出现于台湾，史前有段石锛能够广泛分布于中国沿海和太平洋区域的若干海岛来看，这些都应该与航海能力有关。山东、江苏、浙江沿海保存的秦人徐福及其东渡扶桑的传说性遗迹 ；《汉书·地理志》所载“海上丝绸之路”的行程 ；唐宋时代中国越窑、长沙窑、龙泉窑等窑口瓷器的大量外销以及一艘艘发现于中国东海、南海的宋元明清时期的海底沉船及其丰富的出土文物 ；与“郑和下西洋”活动有关的南京明代宝船厂遗址考古等。它们都以极其丰富的资料诠释着中国先民从近海逐渐走向深海以及跨越大洋走向世界的非凡历程和精彩故事。
五是海洋文明。这里的“文明”一是指先民在沿海地带创造的国家形态文明 ；二是指航海行为的文明——坚持和平、合作、公正、互享的航海理念及实践。今年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良渚文明”遗产，其由宫殿、都城、王陵、治水成就、水稻种植、精美玉器等构成的初期国家文明共同体，彰显着依江傍海地带孕育国家文明的强大能力 ；江苏连云港海滨也发现了龙山时代的藤花落古城，不排除这是一处与海岱地区早期海洋性国家文明有关的珍贵遗存。至于航海行为文明， “郑和下西洋”的相关文献记载及迄今保存在亚、非国家有关纪念、感恩郑和航海的古老地名、文物遗迹、民间传说等便可以证明中国先民航海的主流精神乃是和平与合作，而不是侵占与对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