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莫把苟晶事件甩锅给儒家文化

苟晶事件已经持续发酵好些天了，媒体越炒越热，朋友圈里也不断有人分享关于此事的自媒体评论，感觉事情越理越复杂，越说越混乱。有人将此事归因于孔子，或者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之所以产生这种看法，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苟晶是山东人，这件事包括前后那些高考顶替事件，全都出在山东。因为这些负面报道，山东再次火了一把。不过，这“火”得有点突然和丢脸。

在我看来，苟晶事件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两点，一是外部的，一是内部的。从外部来讲，主要是制度问题。制度从来不只是写在纸上的，这里所说的制度因素，不仅是制度之制定，还包括制度之实行。把好的制度真正实行好，才是问题的关键。显然，山东出现的这些高考顶替事件，暴露了山东省有关高考考试制度的落实与监察情况并不到位，山东有关部门应该对此作出反思和改正。

内部因素主要是从作案者自身而言的，即顶替者及其相关操作者心术不正，抱有侥幸心理，破坏规章制度和公平正义。相比较而言，内部因素是根本因素。因为任何制度，无论多么完善的制度，总会存在一些薄弱之处，这就给某些心术不正、图谋不轨之人以可乘之机，他们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人脉关系，借助一些滥用职权者的暗箱操作，从而实现自己不法且不齿之目的。

那种“苟晶的命运源于孔子”的论调，表面看来振振有词，有理有据，实则漏洞百出，不堪一击。将苟晶事件归咎于孔子，归咎于儒家文化，这其实是一种赤裸裸的“甩锅”做法。这种做法，既会严重歪曲事实真相，也会严重歪曲传统文化，最终混淆视听，颠倒黑白。

孔子、儒学、中国传统文化，曾经在中国历史上享有无上荣光，但也曾经被国人打入十八层地狱。如今，在国学复兴之时代，孔子和儒学仍然遭受着很多误解和非议。那些动辄将负面的社会事件归因于传统文化的人，大概率是不怎么真正了解传统文化的人，所谓“不怎么真正了解”，即是说他们很可能并没有真正进入传统文化的世界，并没有真正搞懂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真义，而是仅仅凭着自己对于某些经典语句的简单理解，不断进行自我发挥，这其实已经与孔子和儒学相去甚远。

比如，有人抨击孔子所说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确实是孔子说的话，出自《论语·子路》篇。原文是：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钱穆先生对此解释道：隐恶而扬善，亦人道之直。何况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此乃人情，而理即寓焉，不求直而直在其中。孔子此言，体现的是以自然之人情作为行动出发点的思想。整部《论语》，表面看来就是一部语录，某人说了些什么话，极为平常，但其中却蕴含着平易之道理，值得细细玩味。

可惜，近代以来，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中国人陷入了不断自我怀疑与自我否定的怪圈里，一直在这个圈圈里打转转，总觉得处处不如人。首先觉得技术不如人，继而觉得制度不如人，后来竟觉得文化也不如人，甚至认为这是“最后之觉悟”。有这种不好，是传统文化的缘故；有那种不好，也是传统文化的缘故。无奈传统文化覆盖面太广，总要找一个代表人物，于是找到了孔子这里。如今，将苟晶事件归之于孔子，和当年新文化运动时“打倒孔家店”的做法，又有什么区别呢？这样看来，时隔一百年后，有些人的思想还在原地踏步。

有人辩解道，“说‘苟晶的命运源于孔子’，其实想表达的核心意思是：她的遭遇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息息相关，正是因为这种文化传统的顽强留存，才导致了高考顶替现象的不断发生。”甚至扬言，“只要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依然停留在传统儒家文化的水平上，考试顶替这样的现象就会继续出现，苟晶的遭遇就会不断发生在其他人的身上。”此番论说实在是大谬特谬。

我们首先需要对儒家文化简要地做一番认真的审视。儒家文化主张什么呢？主张仁礼，主张中和，主张修身为本，主张诚意正心……现在回过头去看邱老师等一干人等的做法，哪一点符合仁？哪一点符合礼？哪一点做到了正心诚意？哪一点做到了修己爱人？在《孟子》的开篇，孟子就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邱老师等人的一系列做法，乃不仁不义之举，完全违背了人的天地良心，这正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反对的，因此苟晶的遭遇不公，本身就不符合儒家文化的要旨，自然也就不是儒家文化的实践结果。换言之，不是说因为有这种文化传统，才出现高考顶替事件，而是恰恰相反，是因为真正缺失了这种文化传统，才出现了诸如此类的恶性事件。

回望过去的一百多年的历史，儒家文化的基本命运有如过街之老鼠，当今还有多少人体贴和理解孔子？又还有多少人对于儒家思想有深刻的体认和真正的践形？现代的某些人怕是与传统已经暌隔太久，他们所认识和批判的传统与真正的传统也未必是一回事。谁真正关心传统文化是什么，在某些人那里，传统文化只不过是一个靶子。当我们对某个事物没有充分的了解和把握时，对该事物作出的任何评价，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还会是可信的吗？还会是靠谱的吗？

至于说人情、关系等逐渐演化为中国儒家文化实践的核心意识，这更大程度上是社会层面的问题。毫无疑问，儒家思想确实重人情，对父母、对亲人的情感，是自然而然的，我们平常讲“通情达理”，只有通其情，才能达其理。如果完全抛弃“情”而去讲“理”，纵然把“理”讲得天花乱坠，终究也是冷冰冰的，缺少“人味”的。儒家思想也确实重关系，认为天地之中，万事万物本非相互割裂，整个世界也并非二元，所谓天地交泰，天人合一，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一直处在相互关联的状态中。人情与关系，应该首先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也是中国儒家思想的特质。

儒家思想已经深刻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而且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面对当代社会，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儒家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正确的。但问题是，实现“双创”的基点在哪里？有人认为必须从深刻的批判性反思起步。我认为不然。因为无论是提倡转化还是主张转型，如果不首先对传统文化有非常深入细致的认识和理解，强调再多的“转化”或“转型”，最终只会沦为空话，毫无意义。

我也是一名山东人，平常也听到和看到过一些关于山东以及儒家文化的不好的说辞。我并非一味袒护自己的家乡和家乡的传统文化，只是期待更多理性的思考和讨论。当下山东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实岂止是山东，总体来看，整个中国北方的发展，都不如中国南方发展得更快更好。但是南方的发展真的就这么好吗？我们所要的发展难道也仅仅是GDP等数字化的指标吗？恐怕未必。面对传统，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前进道路上的“包袱”，而要将其作为引领我们更好前行的宝贵资源。我们需要做的，是处理好、协调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而非一味地拥护“现代”而批判“传统”。苟晶事件与地域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它在任何地区都有发生的可能性。有的人为了一己之私利，钻空子，找关系，这样的人哪里没有呢？怎能随随便便就让传统文化来背锅？孔子与儒学成了苟晶事件的背锅侠，若孔子地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