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文化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根植于黄河流域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中最具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主体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同时强调，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深入学习、认识黄河文化的历史地位与时代价值，抓住历史性机遇，保护、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恰逢其时。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和源头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先民早期最主要的活动地域，也是中国早期文化形态的主要诞生地。在旧石器时期，出现了山西西侯度猿人、陕西蓝田猿人、大荔猿人、山西襄汾丁村早期智人、内蒙古乌审旗大沟湾晚期智人的活动。到新石器时代，在黄河流域形成了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裴李岗文化、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这些局域文化是黄河文化发展伊始的主要形态，也是中华文明的起点。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黄河流域先后兴起了夏、商、周文化；从春秋战国到秦汉王朝大一统时代，黄河流域经历了秦文化、三晋文化、齐鲁文化等多元并立和多元一体的文化融合发展，形成了黄河文化完整的文化体系。在随后历经千年的王朝发展过程中，黄河文化作为一种主体文化不断吸收北方游牧文化，并向江淮流域和珠江流域持续进行文化输出，融合其他地域文化，最终形成了以黄河文化为核心、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历史表明，黄河流域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凝聚作用，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直根系。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魂”之所附

    在唐宋以前，黄河流域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黄河流域以其先进的农业经济为基础，用自身先进的深厚内涵和强大的传统习俗力量，对各个少数民族产生巨大的感召力和同化力。在唐宋以后尽管经济重心南移，但黄河流域也一直居于王朝统治的核心地位。在面临长江流域强大经济优势和北方游牧文化在政治作用下持续输入的双重背景下，黄河文化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将其自身融入一个更大范围的中华文明之中，并通过文化交流不断吸收和融合其他地域文化，引领着华夏文明的发展，积累和传承下来了丰富的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在生计文化层面，象征着古代先进物质文明的农业生产技术、天文历法、数理算术、传统医药、灌溉工程、四大发明等均产生于此，并向全国、全球扩散，对后世影响深远；在制度文化层面，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宗法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及治理理念、历史习俗等延续至今，对现代文明的影响依然可见；在意识形态层面，中国历史上的炎黄始祖传说、诸子百家思想、旷世史学、文学巨作、宗教信仰、伦理观念等均诞生于此并影响至今，成为中华文明的精髓，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与性格。黄河文化因此而成为华夏文明发展演变的主轴，也成为中华民族“魂”之所附。

    黄河文化蕴含重要时代价值

    黄河文化蕴含的精神内涵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这决定了保护、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的必要性。

    黄河文化经久不息、历久弥新，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浩瀚星空中留下浓墨重彩的印记，是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坚定文化自信，能够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的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包括中华民族在农耕文明时代所创造的优秀传统文化，也涵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创造的先进文化。在农耕文明时期，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是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最主要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活动中心。这里诞生了璀璨绚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且长期领先于世界科技文化发展水平。同时，黄河文化也通过贸易、文化交流、政治外交等扩散至中东、印度、欧洲、日本及朝鲜半岛等地，丝绸、茶叶、瓷器等农业及手工业产品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如四大发明等）、文化艺术等也从这里走向世界，至今对世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唐宋时期的都城长安和东京汴梁成为当时全球范围内最发达的国际性大都市，其形成的城市文明对世界文明影响深远。在近现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时期，黄河流域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国抵御侵略和解放战争的战略决策中心，在中国近现代发展历程中影响深远。黄河文化以其博大深厚的文化内涵深刻影响着中国近现代的革命事业，同时创造性地吸收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实践中发展出了红色文化、爱国主义及生态文明等新的文化内涵，为黄河文化乃至中华文明增添了新鲜的内容。从古代到近现代，黄河流域长期居于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中心，黄河文明经久不息，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彰显了其在华夏文明中的主体地位、在世界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力、在历史长河中历久弥新的顽强生命力和巨大创造力。保护、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

    黄河文化蕴含的“天人合一”自然伦理观，可为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历史经验与理论支撑。黄河文化是一种农耕文化，是中华民族先民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创造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农耕生活要求天时、地利，顺应自然规律，黄河流域先民们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总结了和谐的三才观、趋时避害的农时观、主观能动的物地观、变废为宝的循环观、御欲尚俭的节用观等。这都体现黄河文化天地人和的思想，“应时、取宜、守则、和谐”是其主要内涵，强调要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按照大自然规律活动，取之有时，用之有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建设生态文明就是造福人类。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当前在人地关系矛盾突出的时代背景下，黄河文化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历史经验和智慧，有助于文明在历史与现实交汇中探寻人地关系和谐发展的根本途径。

    黄河文化蕴含的“同根同源”的民族心理和“大一统”的主流意识，是增强民族认同感、维系我国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文化支柱。黄河流域是华夏民族形成的地域，诞生了关于伏羲及炎黄二帝等华夏始祖的传说，并流传至今，缔造成炎黄子孙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根亲观念。“万姓同根，万宗同源”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黄河流域成为海内外炎黄子孙共同向往的根脉之地。在尧舜禹时代，黄河流域水害频发，受水灾影响的部落逐渐聚集于适宜农桑的地域，原始封闭的氏族逐渐联合形成部落联盟共同应对水害，并诞生了管理需求和杰出的部落联盟领袖。中华民族大一统的主流意识也正是萌发于黄河泛滥的逆境之中。秦王朝统一六国后，建立了以黄河流域为政治中心的首个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实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进一步消除地域差异和社会矛盾，以追求国家长治久安。尽管秦王朝二世而亡，但却缔造了中华民族追求大一统、大融合的民族文化。在随后的王朝更替过程中，中华大地也曾出现四分五裂的阶段，但最终都走向统一，实现大一统的国家形态，华夏文明也得以延续。不仅如此，中央王朝的疆土版图大多以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向周边地区不断拓展，并通过人口迁徙、贸易和文化交流等将大一统的价值理念向周边地域扩散，走向一统和融合已成为中华大地上共同的追求与信仰。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而传承至今的“同根同源”的民族心理和“大一统、大融合”的主流意识，是我国增强民族认同感、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文化支柱，尤其是在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国家统一提供了精神层面的伟大力量。

    黄河文化包容开放，能够为新时代中国全方位开放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基础和实践基础。黄河文化是在与北方、西部、南方少数民族的攻守战和以及与亚洲、欧洲及非洲各国的文化交流中逐渐形成。在早期中国，得益于黄河流域优良的气候、土壤等地理条件，黄河流域社会经济发展在全国乃至全球长期处于领先地位，黄河流域长期处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地带，中国对外经济联系、文化交流、政治外交也主要兴起和发展于这一地区。早在汉朝（西汉、东汉），中央政权就曾派遣张骞、甘英等出使西域，开辟从长安（今西安）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建立起中原王朝与西亚和欧洲的政治、贸易等联系。这条通道也成为古代中国与西方所有政治经济文化往来的主要通道，即丝绸之路。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交往进入繁荣鼎盛时期，经济贸易往来频繁，对外文化交往极为活跃，日本、新罗、天竺等国家派遣大量使节、留学生等来华进行文化政治交流。中央机构还设置“四方馆”以专门管理对外贸易，制定对外国商人的优惠政策。在宋朝时，中国对外开放走向巅峰，高度重视对外贸易等。尽管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崛起阻断了陆上丝绸之路，但宋政权依旧在宋辽、宋夏开设互市榷场，互易有无，联系经济文化，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向东延伸至北宋都城汴京。宋政权还大力发展海上贸易，也欢迎远人来华定居，在北宋汴京设有犹太人聚居点。在对外开放与交流过程中，黄河文化不仅扩大了自身影响力，也不断从其他地域和民族文化中汲取营养，从而形成了具有开放、包容气质的中华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黄河文化与周边国家及地区的交流交融，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历史范本。